一个欧洲小国，当年为了讨好西方，不惜在台湾问题上踩中方红线，甚至把中国外交人员挡在国门之外。 如今几年过去，怎么反倒急着找中国恢复关系了？ 2021年，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以“台湾”名义设立代表处，中立关系随即降级； 2025年，最后一名中国外交人员返立时又遭拒绝入境。 可到了2026年，立陶宛总统却主动提出恢复对华外交关系。 是什么让它改变了态度？ 当初的强硬换来了什么？ 立陶宛与中国关系走到今天，并不是突然发生的。 真正的转折点，要从2021年说起。 那一年，立陶宛同意台湾当局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。 11月18日，代表处正式挂牌，使用的不是欧洲其他国家较常见的“台北代表处”，而是“台湾代表处”。 名称看起来只有几个字的差别，背后却涉及一个中国原则。 对中国而言，这不是普通机构如何命名的问题，而是立陶宛是否尊重两国建交政治基础的问题。 立陶宛早在1991年就与中国建交，也清楚一个中国原则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。 但当时的政府仍选择向前迈出这一步，希望借涉台议题提升自己在西方阵营中的存在感。 结果很快到来。2021年11月21日，中国宣布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。 此后，双方关系持续恶化。 立陶宛原本希望通过这项决定获得更多政治支持，却没有料到，外交上的冲突会逐渐影响正常交往和经贸往来。 2024年11月，立陶宛又宣布将三名中国外交机构的未获认证工作人员列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，要求他们离境。 双方围绕外交人员身份和相关安排的争议进一步扩大。 到了2025年5月18日，最后一名仍在立陶宛工作的中国使馆人员短暂离境后，返回维尔纽斯时被边检拒绝入境。 立陶宛方面给出的解释是，该人员没有有效外交认证，并且已经用完申根区相关的90天停留期限。 影响不只在于一名人员能不能入境。 随后，立陶宛方面确认，当地已经没有获得认证的中国外交人员。 两国并未正式断交，但正常外交代表机制事实上陷入停顿。 关系僵到这个程度，立陶宛国内也开始出现反思。 2026年2月3日，时任总理鲁吉涅内公开承认，允许以“台湾”名义设立代表处是一次战略错误。 她认为，立陶宛当初以为率先行动就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，结果却让对华关系陷入长期困难。 3月公布的民调显示，58%的受访者支持将代表处更名为“台北代表处”，以改善对华关系。 对普通民众来说，外交争端不是抽象口号，企业要市场、工厂要订单，出口行业更需要稳定环境。 政治决定长期不能带来预期收益，社会自然会重新计算成本。 不过，立陶宛内部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调整路线。 10月27日，总统瑙塞达表示，希望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，可以先从较低级别的外交代表开始，不必一开始就恢复大使级关系。 他表示，11月可能举行相关会议，讨论恢复交往的前景。 但瑙塞达同时表示，恢复外交关系不应直接与台湾代表处更名挂钩。 换句话说，立陶宛希望先把外交渠道接上，却仍然不愿意在最核心的涉台问题上作出明确调整。 中国方面的态度一直清楚： 沟通的大门没有关闭，但改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，立陶宛需要尊重一个中国原则，拿出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。 这正是立陶宛现在的难题： 它希望改善对华关系，却又想保留当年涉台决定带来的安排。 外交关系不是换一批工作人员、重新开一间办公室就能恢复的，政治基础没有解决，后面的合作也很难走稳。 就在对华关系出现缓和信号时，立陶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动作却明显强硬起来。 2026年10月6日，立陶宛议会就废除宪法第137条进行第一轮表决，最终以106票赞成、18票反对、6票弃权通过。 这一条款原本规定，立陶宛境内不得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也不得设立外国军事基地。 此次修宪的目标，就是取消这项宪法限制。 还要看到，第137条同时涉及外国军事基地。 取消整条规定，影响的不只是核威慑合作，也涉及立陶宛未来如何安排盟国军事力量驻留。 对一个处在北约东翼的国家来说，这意味着法律框架将出现明显变化。 不过，第一轮表决不等于修宪生效。 立陶宛还需在至少三个月后进行第二轮表决，并再次获得至少94名议员支持，下一轮安排在2027年1月12日。 在此之前，原有宪法条款仍然有效。 立陶宛为什么要改？ 地理位置是绕不开的原因。 它位于波罗的海东岸，与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飞地和白俄罗斯相邻。 加里宁格勒虽与俄罗斯本土不接壤，却是俄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重要军事据点。 俄乌冲突爆发后，立陶宛对周边安全的担忧进一步加深。 立陶宛推动修宪，是希望更充分地参与北约集体防御，尤其是核威慑安排。 它认为，现行宪法限制了相关合作的法律空间，取消第137条，未来便能拥有更多防务选择。 但这不等于美国马上要把核弹运进立陶宛。 修宪只是取消法律限制，不代表北约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，更不意味着立陶宛拥有核武器。 参与核威慑规划、参加演习和实际部署，是不同层面的安排。 对俄罗斯而言，立陶宛修改宪